《食品安全法》眼下正在修订，据称将是“史上最严”，其对违法企业的处罚规定，是货值的五倍以上、十倍以下。这样的惩罚是否足够高？在阎祖强看来，中国地域广阔、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大，立法惩戒较谨慎，对于某一个地区，也许很难做到“罚它个倾家荡产”。郝俊波也表示，对食品违法案件的惩罚与涉案批次货值挂钩，缺乏灵活性，惩罚力度和其违法严重程度不一定成正比。

　　高额奖金鼓励员工举报，“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”

　　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苏勇看来，福喜制度化、常规化违法生产，相关部门和社会的监管不力要负一定责任，“很多政府部门对不良企业监管不够，即使查出来也是轻打两下。一头是现实的利润，另一头是看不见的社会责任、经营伦理，没有良好道德感的企业家多半难以把握。要让所有企业经营者看到，一旦犯错要付出极高成本，才能产生警示作用”。

　　在阎祖强看来，管好食品安全，要靠道德约束、法律制约，加上科学的监管手段。

　　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在编人员，70%都放在了基层。上海已从婴幼儿奶粉生产企业着手，要求企业安装电子眼并对监管部门开放，以便实现对生产行为的全时段、全过程监控。此外，一个基于平板电脑的食药监人员规范执法系统也已开发成功，即将推广。

　　郝俊波律师认为，在企业监管方面，除了惩罚，美国更重视奖励制度，比如以高额奖金鼓励员工举报，一旦查实企业存在行贿、违法生产等行为，其重处的罚金中，会有20%至30%奖励给举报人。“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。”他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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