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意味着风险分析涉及到的所有人都是风险交流的参与者，包括政府管理者、风险评估专家，消费者、企业、媒体、非政府组织等。

    目前，风险分析框架已经成为国际上应对和处理食品安全问题、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所公认的科学原则和手段。作为风险分析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，风险交流在整个风险分析框架中的地位也逐步得到更多的重视。

    在WHO／FAO早期的风险分析框架中，风险评估、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三部分是相互交叉的品字形构架，各部分相对独立地运行，风险交流主要用于辅助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。

    但学界在后来的探索中发现，风险交流活动应该是贯穿风险分析的全过程的。而在2006年，WHO／FAO提出了新的食品风险分析框架，将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置于风险交流的圆圈之中。这意味着它们之间不是从属关系，更强调了融合，同时也体现了风险交流的桥梁作用。

    但风险交流工作在中国大陆的起步太晚了。“大陆在风险交流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。”刘松涛说。

    无限地接近真正的风险

    “通过今天的讨论和近几年国内外风险交流的事件中，我进一步非常深刻地体会了风险交流在风险分析中的重要性。”中国食品科学科技学会副理事长刘秀梅说，“我有一个切身的体会，通过风险交流的加强和运作，全社会都是受益的。”

    风险交流的作用是什么？是缩小各界对风险认识的差距。在谈及风险评估时，刘松涛认为，风险评估的作用，在于让认知的风险与评估的风险和真正的风险无限地接近。他认为，只有这样，人们对风险的认识才变得更加科学和完整。

    刘松涛表示，有关部门和机构针对食品安全展开的相关工作，只是把风险控制到可以接受的水平，而绝不是消除风险。“消除的是危害，而不是风险。”他说，相对于吸烟、道路交通的风险，食品安全风险一旦出来，就会出现一边倒，引起负面的情绪。

    在他看来，风险交流实际上是各利益相关方就食品安全风险、风险所涉及的因素和风险认知，相互交换信息和意见的过程。

    与《食品安全风险分析一国家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应用指南》所指出的一样，刘松涛说，在风险交流的过程中，监管者、经营者、生产者、媒体、社会组织都应该参与进来。

    值得注意的是，他说，如果交流仅仅是偏向某一个主体，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。而在现实的操作中，可能是以某一个主体，或某两个主体为主。这样的结果是，风险交流的效果被大打折扣。

    风险交流绝不仅仅是告知、传达、公布，而是有来有往。“我把我的信息告诉你，听取你的意见和看法，接下来要有回应，形成良性的互动。”刘松涛坦言，“现在政府机关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。但是这个过程是长久的。我们可能把信息交换出去了，但是沟通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问题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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