潘刚认为，国家应加强顶层设计，制定《乳业发展战略规划》，建立涵盖牧场分级体系、乳业生产、加工、销售在内的利益协调和分配体系，推广以常温奶为主的国家饮奶计划。同时，应继续支持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，扩大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支持范围。他举例，目前国家支持标准化养殖场的规模是300头以上，但这类养殖场只占我区养殖总规模的40%。他建议，国家应适当扩大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支持范围，每年支持我区改造100-300头养殖场1400处，连续支持3年可改造4200处，实现规模化养殖。

潘刚还建议，国家应建立体系化的奶业生产补贴机制，以政策支持和政府补贴的模式，帮助行业应对不断高涨的生产成本，同时平衡进口奶粉的价格优势，保障中国乳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能力。国家应研究启动原奶生产成本临时补贴政策，当国内原奶生产成本高于国外1元/公斤以上时，按照生产成本差价20%对奶农进行补贴。补贴资金比照国家农机补贴办法执行，由奶农持交奶发票报账，以一卡通形式拨付补贴资金。

全国人大黑龙江代表团代表，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景海：政府要保护奶农利益也要兼顾企业竞争力

王景海针对年初“卖奶难”这一现象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。王景海表示，造成这一现象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。首先，是我们的养殖业成本相对较高，致使加工企业收购成本高，产品生产成本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，使得一些企业到境外去进口比较便宜的原料，而放弃老原料基地的产品。第二是加入WTO后，中国乳企遵守了规则，但进口保护措施没有及时跟进。尤其是，最近两年从国外进口量越来越大。第三就是在市场的发展过程中，企业和奶农之间的紧密关系没有建立起来。奶农没有市场意识、缺少规则意识。奶农和大型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，但市场涨价的时候，奶农不卖给合作企业，转而卖给他人，等到降价的时候，就无人收购。正是因为，合作关系不稳定，工厂到奶农困难的时候也不会去拿巨额资金保护他们。

中国的乳制品行业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，没有形成法定的约束关系。如果我们建立一个合理的买卖关系，此关系一旦形成，具有约束力，这样乳制品产业就能可持续发展，奶农受到的损失也小，工厂也不会大批量地到国外订购。

王景海坦言，“杀牛倒奶”事件出来后，党中央、国务院非常重视，各级政府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。这些措施只能是一种应急的方案，但不可持续。尽管，各级政府提出必须保证奶农的鲜奶收购，各个企业在落实国家政策时，宁可损失自己的利益也来保证奶农的利益，包括完达山在内，我们都在收购，“可是企业的损失谁来负担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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